道：“陛下教训的是，是臣多嘴了！”

刘皇帝却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坐下，自个儿则再度陷入了凝思。

朝廷对边军后勤的供给，为什么要分批分部，搞得那么复杂，其根本原因，还在于把边军的后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，也保证对军队的控制。

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，那就供给上的大量损耗，李继隆的话是没说错的，这个过程中，有很多损耗都是无谓的，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采取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。

早年的时候，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，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，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，也是足以支撑，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。

但如今显然不同了，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，以大汉的体量，都会肉疼的。就说西南的云南、安南两道，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，就根本不现实。

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，再加上两次北伐、几次对外扩张，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，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。

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，到如今，就有半数的物资，是从太原调拨，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，只占一小部分。

但这些改变，于本质上，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，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，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。

归根朔源，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。早年，因为藩镇割据，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，集大权于中枢，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，军权、财权是动得最狠的。

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，从五成到三成，到两成，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，再有朝廷统一分配，进行统筹调用。

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，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，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，但同样的，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，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。

并且，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，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，不到两年，就被废弃，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，松脱绳索了。

到如今，地方每年财税，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、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，已经成为定制了。这还是朝廷税收，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。

当初，那是连粮食、绢帛、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，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，才是令人咋舌的，举全国之力，供养一个开封城，就是那时的现状。

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，对于军需供给，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，哪怕到开宝十五年了，仍旧是由兵部主导，对全国的军队后勤，进行统筹的调度安排，有大量的粮食军械，也确实是从两京发出的。这是朝廷掌控军队最有力有效的办法，尤其在边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。

李继隆的建言不是没有道理，至少按照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，有些看起来比较冗费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。比如河北的军粮，不用先输送京城，再由京城发往太原，最后转运到山阳，再派发各军、戍堡，而是，可以直接从河北往太原，往山阳输送。在其中，可改进的余地很大。

至于于边地兴建军需仓储，首先在刘皇帝这里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不说其他，当边军能够就近支取粮食、军械之时，倘若有一日生出什么变故，造起反来，岂不是更加方便，只要攻破了那些仓场就能获取叛乱军需......

有鉴于此，刘皇帝是宁愿供馈的过程中多谢损耗，也不愿意放松管控。以山阳一线的边军为例，有云中、太原两大后勤基地供给维持，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再多建其他军仓。

这一场父子、翁婿之间的夜谈，持了很久，几乎到夜半时分，方才结束，酒喝了三壶，下酒菜也消灭了五盘，另外还赏足了湖光夜色。

从边地轰轰烈烈展开的部族政策，到北疆的安全问题，引申到军力、戍防，再到军需供给、后勤体系。

蓦然发现，自己的大汉帝国，似乎处处都是问题，彷佛哪里都需要调整改革，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发展，这让刘皇帝郁闷难解的同时，也不得不打起精神。

打天下难，守天下更难，刘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彻的感触，而越到太平时候，则越需要小心。毕竟，在太平时候，很多危险与矛盾，都是隐藏在那太平无波的水平面下，太过具备迷惑性，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。